文/蔡憶雲

隋唐時期

    隋唐五代是國富民強的盛世，加上海陸交通發達，國內外貿易大幅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文化的交流，其中也包含了使用藥物的經驗。外來藥物大量傳入，不但吸取了國外的用藥經驗、處方、藥物，甚至醫學理論。唐代，政府設置藥園、促進了藥物學的進步，重視藥物學發展的結果，無論在理論還是臨床應用方面展現很大的成就。

由於這一時期中醫學處於領先地位，對鄰近國家的醫學體系產生重大影響：例如：韓國、日本。來華學醫的日本學者攜回日本的中藥約60種，包括麝香、犀角、人參、大黃、龍骨、肉桂、甘草等，至今仍保存於日本著名皇家文物倉庫“正倉院”中。

博學多才、精通醫藥的鑒真和尚東渡日本，同時傳入了佛教、醫學與燻香，寺院與朝廷皆焚香以為重要祭天方式。平安時代以後，香料開始脫離宗教進入生活文化的領域，貴族以鑑香會友，聞香之風逐漸形成日本的“香道”。

這個時期可說是香藥本草應用史上的鼎盛期，王宮貴族、庶民百姓除了利用香藥防治疾病之外，宮廷燻香，庶民百姓配戴香囊、燻染衣飾、沐浴香湯、品茗香茶；甚至在以塗抹香脂香膏作為反應身份地位，修飾儀表之用。具有香身美容效果的香藥更被視為是香中極品，皇帝也把香藥作為賞賜卿臣、嬪妃的珍品，庶民則用來互贈親友。

為供應此一奢華需要，每年各國各地進貢的芳香胭脂、敷面的香粉達十萬盒之多。這股貴族庶民、男女老少皆重視芳香美容的風潮，起於貞觀年間，盛行了長達180年之久，直至唐獻宗元和後期才有所所收斂。由於香氣本身能使人提振或安撫情緒，產生身心美妙感受，所以被延伸作為供養神佛的聖品，也被視為是與神靈相通的媒介。佛教與香的關係是兼容並蓄，兩者的發展是與時俱進。佛教在漢代傳入中國後，逐漸與儒、佛、道融合形成華夏文化的主流。唐代，是中國佛教最隆盛的時代，由於許多帝王崇信佛教，加上王朝以香供佛，外來香料大量湧入，香料價格降低，使得宗教用香與生活用香走向普及化。唐代香爐不但是佛寺中的重要法器，也成為家庭祭祖必備的供具之一。可見，佛教的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唐代香文化的形成和發展。

香料應用於醫藥在唐代也創下了對後世深遠的影響，例如：孫思邈所著《備急千金要方》首先指出，外感溫熱病可以傳染，也可以預防。在“辟溫”一節中所用方法多不勝數，所選藥物均以芳香藥為主體，如用雄黃丸沾唇、太乙流金散煙熏、虎頭殺鬼丸於月朔望時夜半中庭燒一丸、川芎白芷粉粉身等等。

我國最早的一部外來藥專著《海藥本草》，作者李珣通醫學，家族以經營香藥為業，對外來香品有較之常人深入而獨到的見解，因外來藥多從海運而來，故名《海藥本草》，依中國醫藥學的理論和方法加以論證藥物作用，書中對藥名釋義、藥物出處、產地、形態、品質優劣、真偽鑒別、採收、炮製、性味、主治、附方、用法、禁忌等都有記載，其中多為國外輸入的藥物，香藥更達五十餘種之多，如青木香、零陵香、甘松香、茅香、瓶香、丁香、乳頭香、安息香、甲香、迷迭香、畢澄茄、紅豆蔻、沒藥……等；堪稱為香藥專書。其成書之後，不僅擴大了藥物研究的範圍和應用形式，更進一步豐富了香療法的內容。

唐代是我國方劑學發展的興盛時代，外治法的運用也隨之擴大。孫思邈的《千金要方》收錄了近百首的面藥方、薰衣浥香方、令身香方等，可謂是中國較為完整實用的第一部美容術文獻。《千金要方》收錄的4500多手的藥方中，外治法就佔了1500余首；還記載有許胤宗治柳太后中風不語，利用經皮吸收原理以黃芪防風湯燻蒸致令清醒的代表性外治法。王燾編著的《外台秘要》一書亦收有香藥方，輯有面膏、面脂、澡豆、手膏、薰衣濕香、裛衣乾香等，彙集了唐以前歷代香療法的驗方。

自先秦至唐的中醫藥實踐中，始終貫穿著歷代醫家對芳香藥物的關注、實踐和藥性分析，賦予後世深遠的影響。